远去的赣州码头 记载赣南的物流史、城市发展史

　　赣州市中心城区，章江、贡江二水环流，巍峨的宋城墙，加上宽阔的江面，造就了赣州老城独特而繁盛的历史。如果从空中俯瞰，会发现赣州城像一只巨龟浮在水面，南门是巨龟的头部，北门是巨龟的尾部，因此北门外的、八境台西北那块滩涂地便被人称作龟角尾。赣州的城市文化史，开端于龟角尾，开端于这座古码头，这里也记载着赣南的物流史、城市发展史。

　　中原南迁 形成码头雏形

　　赣南的东、南、西面分别被武夷山脉、南岭山脉、罗霄山脉三大山脉包围着，只有北面由赣江连接着鄱阳湖平原，整体上呈U字形。北面是赣州惟一的缺口，章、贡两江在赣州城北的龟角尾汇合，始为赣江。章江发源于聂都山，由池江与上犹江汇合而成;贡江发源于赣闽交界武夷山区，源头在石城，沿途接纳湘水、濂水、梅江、平江、桃江等支流汇入。赣江紧连鄱阳湖，直达长江。

　　闻听着几声鹧鸪叫，沿着章江水，循着一缕梅香，溯流而上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梅岭。很多历史上的地标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被历史造就，秦灭六国次年，秦王即派十万大军踏着刚开凿的通道翻越梅岭山隘进入岭南地区，统一了南疆。这条开凿的古道在秦朝无数辎重驶过和铁骑踏过后，为岭南的开发和东南沿海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物资交流创造了条件，也让人看到了赣南交通枢纽地位的雏形。汉高祖十一年，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(今广东、广西)，商定开放边境贸易，在粤、赣交界处设立“关市”，活跃了大庾岭南北的物资交流，章江的航运随之兴起。自唐开元中，张九龄受命凿大庾岭为径，打通梅关后，由赣南可乘车马直通岭南，梅岭驿道的开通，让赣南成为中原联系岭南的主要交通干线，承载着天下文人士子、达官贵人、走卒健仆的南来北往。

　　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，人口的迁徙，以及逐水而居的生活习惯，让寂寥的南野之地迎来了一艘艘竹筏木舟，一代代客家先民，一批批中原子孙，渡黄河、跨长江、溯赣江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来到了今天我们叫做龟角尾的地方，在这里，他们放下疲惫的行囊，落脚谋生，繁衍生息，或者从这里溯章、贡两江而上，翻南岭，越武夷，辗转他乡。遥远的先秦时期，在中国版图上的南方蛮人(在这里被称作赣巨人)，摇晃着巨大的身躯，走出高山长岭，与中原迁徙来的人交合，赣南土著迎来了文明风。此后，一批批南迁的中原人，在历经风雨、渡过艰险的十八滩后，到了龟角尾码头，瓦蓝的苍穹之下，近处是苍翠的贺兰山，远处是绵延的崆峒山，南迁人心情豁然开朗。从龟角尾上岸，他们圈地建房，用章、贡两江边的竹子、松木，沿着江堤扎起牢固的篱笆，竖起杏黄的酒旗，几家人连在一起，逐渐有了工作的分工。篱笆的建材逐步由植物，变成了沙土，最后由沙土变成了砖石，居住地由家变成了村，由村变成了城。老城有了它最早的雏形。

　　凭借着连接南北的地理优势，当排名前列缕晨光浮现在城堞之上，浩浩荡荡的赣江水迎面送来许许多多的点点白帆，四省通衢的赣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南迁客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章、贡两江的江边，迎接客人来往的地方，有人用麻条石砌筑起了台阶，打下了几根系缆绳的大木桩，成了早期码头的雏形。随着人口的增多，带来的物资也随之增多，于是章、贡两江合围处，蔓延开来了众多酒旗人家、仓储码头。南迁的中原人纷纷在此上岸，门庭着实热闹了好几个世纪。见有利可图，一些老客家人，尤其是身强体健的老客家人纷纷在章江边、贡江边打码头、抢地盘，竖起各家码头的旗帜。

　　赣州河运真正完备的关税制度，开始于明代正德年间。时为南赣饬兵副使的王秩在对盐税再三斟酌的基础上，将粤闽商船的其他货物综合考虑在内，全盘制定关税制度。收税的地方原来叫关厂，赣州最早的关厂就是明代设立在章、贡两江合流处的龟角尾，收税的目的为“立厂盘掣，以助军饷”。龟角尾处的关厂后被洪水冲坏，于是在西津门和建春门又各设一关厂。

　　码头的出现，水运的种种便利，让赣州在历史上创造了内河航运时代的繁荣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，赣州不仅是中原大地与闽粤沟通的要冲，还是内陆与海外联结的纽带。依托赣江黄金水道，赣州创造了在唐代成为“五岭之要冲、粤闽之咽喉”;宋代“商贾如云，货物如雨，万足践履，冬无寒土”，为当时全国36大城市之一;清代“八境台前春水生，涌金门外万舟横”等繁盛时代。

　　随着河运的逐渐发展，赣州的码头就成了个江湖，1937年赣州有码头26座，即龙南码头、信丰码头、兴国码头、于都码头、宁都码头、石城码头、会昌码头、瑞金码头、吉安码头、广东码头、万载码头、涌金门码头、柴炭码头、北门大码头、西门大码头、盐码头、南门大码头、二码头、煤(家)码头、杨梅渡码头、下营角码头、营角过渡码头、建春门过渡码头、涌金门上渡过渡码头、涌金门下渡过渡码头、粪便码头。1939年，又增设布码头、福建码头、林家巷码头、关门口码头。

　　封建社会，码头搬运被包工头、把头、帮头、脚行头等实行行帮垄断，码头搬运多为肩挑背扛，仅有少量木轮车、板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赣州港被中央内河总局确立为二等港，从建春门至涌金门沿河岸边道路两旁原建的木板房(俗称半边街)全部拆除，对沿河码头、道路进行改造，沿河码头、道路均安装了照明设施，港口面貌焕然一新。同时，对搬运工具进行了很大改建，港区码头的装卸搬运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。

　　贸易活跃 促进码头发展

　　跟今天很多地方因铁路、高速公路等交通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一样，早先的赣州可以说是一座从水上运来的城市。赣州城的古码头，最早发展的是官家的贡赋、漕粮和盐运及商贩走卒的流动贸易。

　　过去官家的运输船大多坚固高大，有着每个时代最专业的船员，他们较之普通船家又有更为清晰的水系分布图。他们收到的物品，大都通过水运送抵京城。据《赣州府志》(明·嘉靖)卷四“贡赋”中记载的赣南向北京进贡的贡物的数量就非常之多，除钱钞外，“唐时贡竹布(二十匹)。宋代贡泥片茶，白苧布(二十匹)、贡米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九石，实际运米一万零六十九石一斗七升，如闰月增五十五石七斗二升六合。宋绍兴三年(1133年)提刑郑諟、守臣赵彦操建议，赣州滩险难于漕运，得旨减其半，计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石;秋苗米，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九十二石七斗五升。明贡茶芽十一斤、野鸡二十七只、鹁鸪九只、鹧鸪四只、斑鸠二十只、白硝麂皮一百六十八张、带毛麂皮一百三十三张、翎毛四万一千四百一十二斤、弓二千支、弦箭各万支、胖袄鞋袜二百三十副四分五厘;嘉靖十一年，丝一百五十六斤七两七钱、秋粮米七万零八百九十四石三斗一合二勺六抄。”

　　与贡赋用途不同的是漕粮，漕粮盛行于唐宋，明清时期成为定制，是属于田赋的一种，先征储于各州府或省的仓库，再转送京师。明清时期，漕粮的征收地区多在江南，数额因京师驻军的多寡而有所变动。明成化八年(公元1472年)定漕粮年征收量为四百万石，以后遂成定制，至清未变。《赣州府志》(清·同治)卷二十七经政志“田赋”载：“清朝田赋之制，较前明尤备，科则视乎其地，起运按期以报，漕粮惟赣有之，屯政责成五邑，而杂税之与科则则周乎各属焉。”赣州府在清同治时期的漕粮，起运四百九十八石九斗八升，抵解宁都漕米十石七斗一升，抵放赣标兵米六升三十七石二斗外，裁兵馀剩米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七斗八升。元至大三年(1310年)，南安府(大余、南康)有漕运船只27艘，赣州府有56艘。

　　贡赋与漕粮，如此庞大的物资数据，没有专门的大码头，没有便捷的交通要道是很难完成的。我们可以遥想当年，当各地征集来的漕粮、竹箭、木材、麻丝、布匹等需转运到京师的东西，在章、贡两江边的码头集结，被装上一艘艘官船，从赣州码头出发，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，盛况可见一斑。

　　最后一门官家生意是赣南人食用的盐，赣南人食用的盐主要有三种：粤盐、闽盐和淮盐，虽然闽粤离赣南较近，但赣南人食用的盐以淮盐的数量较大。大船大船的淮盐运抵赣州，在龟角尾下船，被码头工人搬进城内，或直接在水上，被龙南、南安、宁都等地的船只运走。明景泰初年(1450年)，赣州南来北往通过船运转运盐的数量大量增加，随着政府对盐运的重视，赣州又有了专门的盐码头，在今天的西津门外，与粪便码头、西津门大码头和金家码头争着各自的码头领地和业务。城西也因此成了古代赣州的盐务区，有盐码头、盐官巷、盐漕巷、盐仓、盐专卖等区域。民国之后，盐码头搬到了磨角上，但不管水道如何变化，盐运的码头始终存在，其重要性可见一斑。

　　官家生意红火的这一时期，为码头业服务的商业、手工业等也纷纷出现，形成了交通运输业和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等密切发展的局面，这种火热局面在赣州城的东北部甚是明显，一时期寸金巷、濂溪路、中山路等一带的酒、烟、赌等场所遍地开花。赣南民间经济的繁盛也因了码头的红火而红火，至宋代的赣州漕运，“金银、香茶、犀象、百货亦同之，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。”“当岭表咽喉之冲，广南纲运，公私货物所聚”，许多货物运至赣州，转运全国各地，促进了赣州的商业发展，带来了过境贸易和输出贸易的繁荣。同时，也带来了造船业的迅猛发展，宋代赣州的造船业在全国已独占鳌头，年产量达650艘之多。

　　贸易的发达，为政府扩大了税源，赣州赋税在宋代时居全国前列，宋熙宁十年(1077年)时税额达51229贯，居江西之首。

　　码头义渡 见证历史发展

　　如果说龟角尾、北门等大码头为赣州城区商帮拥有，那么福建码头、龙南码头、瑞金码头则是福建、龙南、瑞金等一带人的天下……码头文化的印记虽然很少被今天的赣州人提起，却深深留在了赣州人的性格之中。

　　经常听人说，住在江边的人是幸福的，因为在桨声里，藏着天南地北的故事，龙南徐老四贩卖木材发家，七鲤镇销售瓷器到海外等被住在江边的老赣州人传诵着。赣州的码头曾有许多让人铭记的事。

　　清代，进出赣州老城除了浮桥，还有章、贡两江上的渡口，至同治年间，环绕赣州老城的除了有四个要钱的过渡渡口杨梅渡、南河渡、东河渡和东津渡外，还有西津义渡和龟角尾义渡两个义渡。西津义渡，在西津门外，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年)，由赣州本地人徐策首倡设置，至同治年间，有渡船5艘，由廪生龙凤飞经营管理，5名船工每月各发米一石，水大时，增加一名船工。龟角尾义渡，在雍正七年(1729年)，由赣州人王名成、王廷兄弟二人倡导设立，兄弟二人一开始的时候买了两艘船，供给粮食二十四石，后又募集置粮食三十一石。义渡由王氏同宗王爵惠管理，掌渡的船工每人每月发钱一串五百文，水大的时候多加船工一名。在宽阔的章江江面上，为方便两岸百姓，赣州人设置义渡，给以渡船经营收益为主的章江码头增添了些许人文关怀。

　　除了百姓的日常见闻，码头当然也见证了不少历史性事件。1926年冬，赣州城着实热闹了一番，是年11月下旬，宋庆龄偕同鲍罗廷、张太雷、何香凝等人，从广州出发北上武汉。宋庆龄等越过雄关梅岭后，由大余顺章江水到赣州。格林在《我在中国的回忆录》中记载，宋庆龄和鲍罗廷等人，“在离赣州还有五里的渡口上(由水路来，即赣州南门大码头)，赣州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河上停泊着画舫，放鞭炮欢迎我们。河对岸即是赣州城，在社会团体代表的陪同下，我们沿着狭窄的街道接踵进入赣州城。很快就听到了欢迎的乐曲和群众噼噼啪啪的鞭炮声。这里举行了规模盛大的、热烈的欢迎仪式，就连盲人和乞丐协会也参加了。”当时，宋庆龄身穿素色旗袍，头挽发髻，仪表端庄可敬;鲍罗廷身材魁梧，身穿皮大衣，内衬西装，神采奕奕。他们一行在赣州停留了三天，住中华大旅社(在今天的东北路)。离开时，宋庆龄一行在沿途各界夹道欢送中，经过西街(今天的西津路)由西门大码头上船。欢送队伍一直延伸到西门大码头，等宋庆龄一行的船队徐徐起航离岸，欢送的人群才渐渐散去。

　　1949年，解放军解放赣州后，为了乘胜追击敌人，需要大量弹药、汽油和架桥器材。赣州东门、西门、龟角尾等码头停泊了很多装军用物资的船只，城墙边一辆辆汽车停着，等待物资上车便立即运走。江面上的木帆船，桅杆如林。聚集在四门骑楼下的码头搬运工人，在工作组工作人员的动员下，快乐接受了这些光荣任务。9月初，各个码头船、人、车川流不息，分外热闹，码头搬运工人在这些工作中受到教育，得到锻炼，为码头搬运工人成立工会做好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，许多后来的工会干部就是支前工作积极分子。

　　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社会的进步，今天的赣州公路、高速、铁路、航空建设全面铺展，赣州的码头逐渐走向了没落，码头文化也随着日夜不息的赣江水流去。现在，在章、贡两江边，在巨大樟树的掩映下，还存在着不少码头的遗迹，南河码头、南门大码头、西津门大码头、龟角尾码头、建春门大码头、涌金门大码头和东门大码头变得寂然，与八境台、郁孤台、古城墙一道，构成了赣州市耀眼的历史文化名片。

来源：赣南日报